四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这些都会因外币汇价动荡而产生巨大的风险．汇价的波动会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已债台高筑，仍有地方以种种方法，逃避金融监管，或为拆东墙补西墙，或为扩大投资战场，继续大肆举债，包括违规举债。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上半年对地方债的首次审计，认定其约占中国大陆GDP的30%，总额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一省一市这样做，还有办法，一哄而上，北京哭都来不及，所谓债务危机，就可能爆发。当时，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提出两年4兆大投资刺激经济的计划，所谓4兆，中央政府投资只占一部份，另外的主要由地方政府「配套」，于此，地方政府开始大手笔花钱，公开的举债。再一因素，是中国大陆经济出现变局，不仅有大投资下的流动性泛滥，转向大通胀下的流动性收缩，钱多变钱少。这一换届因素，对债务危机的形成、处置有极大影响，当然主要是拍拍屁股走人，不负责任的负面影响，这令债务乱局更乱。

还有全国性房地产疯狂，终于午夜梦回，「土地财政」也已开始出现缩水，还债的钱袋开始干瘪，令偿债能力进一步缩小。但过去30年间，地方政府拐弯抹角，还是弄了些债务出来，但真正成为地方性债务，又导引出潜在债务危机的，是2009年的4兆大投资之功。这两类竞争者的体力和敏捷性，远远超过四足猿，却最终不能如人类这样广泛繁衍并成为优胜物种。

于是，社会网络可以从一群原本毫无联系的个体的利益交往和利益纽带的定价演化而来，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例如，我们从罗马帝国后期流行的斯多亚学派的思想记录，以奥勒留皇帝的日记为例，可以看出，对神和神定的世界秩序保持虔敬态度，这是获取人生幸福的几乎惟一重要的事情。在托宾定义的金融资产概念里，第二方将第一方承诺在未来必须支付的权益，转让给第三方并为此获得相应的收益(价)。大致而言，今天的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通常有三种原情感(primary feelings)——惧怕、悲哀和快乐。

如果不考虑经济学家与他所坚持的立场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笔者相信，导致了如此严重分歧的，主要是他们关于中国大众的各种行为的理性假设。时间因素的第三类研究来自主要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V.Smith)领导的实验经济学。

关于弱有效市场假设和半强有效市场假设的经验研究表明，既有支持这两种假设的数据，也有否证它们的数据。记忆力随年龄而下降，理解力随年龄而增强，所以，个体的理性思考能力是一条彩虹形的曲线，在大约0——25岁的阶段，记忆力占主导而理解力较低。例如最初的这类研究，以囚徒困境多次博弈为范本。另一方面，统计关系的思想又源于因果性联想。

时间因素还可以有另一形式的表述，就是金融经济学家法马(E.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设，以及这一假设的弱形式和半强形式。我们知道，由齐美尔(C.Simmel)在大约一百年前提出的社会理论基本问题被表述为：社会为何可能？对于这一问题，今天研究社会网络的学者大致能够回答说：社会因个体之间的交往而成为可能。当且仅当这一回报高于不合作策略的回报时，合作可以持续下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术思想史，脉络清晰，呈现了下列七个知识模块：(1)关于理性假设。

解释者根据对现象的观察，获得统计关系，确立特征事实。每一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上述的偶然性之间的匹配过程。

斯密深切感受到人类的有限理性并对神的先定和谐秩序始终保持虔敬态度，以致他在《原富》的论述中，极少甚至从未想到要提出任何普遍主义命题。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引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网络的研究。

多巴胺是脑内已知最重要的一种激素，它的分泌水平增加，与哺乳动物幸福感的增加显著地正相关。后者意味着不存在完美的市场生活，恰如不能假设完备理性一样。三、经济学基本问题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关于强有效市场假设的经验研究，则多是否证性的。图3所示的，是一种最小信息的市场情境，这一情境的参与者，他们只知道一个点(对应着横轴上的时间和纵轴上的资产价格)，以此为决策信息，可能形成的价格预期，不难划分为三类——向上、向下和持平。另一方面，假如笔者关于他的行为有有限理性假设，笔者可以立即行动阻止他饮毒酒，因为笔者的行动很可能对他和笔者而言是一种帕累托改善。

均衡，如前所述，等价于套利活动的终止。幸福感的三重来源之一社会生活或许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幸福感来源。

其实，你知道多少？这一问句有两个层次：(1)你知道多少。一、关于理性假设经济学的芝加哥主流学派关于理性的基本假设，被称为完备理性假设。

上述的数据分析方法，目的在于降低决策者在预期定价中面对的这两类不确定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O.Williamson)曾将决策者面对的不确定性划分为两类：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行为不确定性(behavioral uncertainty)。

其次，至少存在一个人，他不能共享与他相关的全体知识。其次，写出这一因果链条的通常假设是线性的数学表达式(dA／dt)=a+bI。然后，我们可建立旨在解释这些特征事实的增长模型。布坎南的老师——奈特(F.Knisht)也曾指出，一个社会最终能够达到的文明水平，取决于该社会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为此愿意支付怎样的秩序成本。

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如布坎南(J.Buchanan)指出的那样，是在每一情境内辨别出那些进入成本的事物，包括以物的形态出现的成本和不以物的形态出现的成本(例如布坎南分析过的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成本)。首先，它兼有经济学特征(定价问题)和行为学特征(有限理性假设)。

注意，这一界说意味着，任何解释，不论是否符合事实，只要令人信服就足以将待解释的现象理性化了。20世纪延续几乎一百年的中国革命及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公理与强权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人民为求解这一问题而支付的代价。

第8单元介绍脑科学和经济学及关于幸福的研究。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为 金融学 基本问题 。

在金融市场里，这一探索尤其要包括研发部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可能从这三种基本情感派生并复合的，是许许多多次级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内疚、羡慕、希望、失望、惭愧、嫉妒、悔恨……，以及上述的各种矛盾情感——被称为第三级情感。这些思想，马克思在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这样的早期作品里有相当清晰的表述。所余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包括巴伯里斯和泰勒的综述(N.Baberies and R.Thaler，2002，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已收入《行为经济学与金融学手册》)。

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伦理和家庭逐渐成为生活的核心，梁漱溟称之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可转让，意味着我现在欠你的金钱／人情／义务，可被你当作权益转让给第三方。

注意，当我们试图测度现实市场的效率时，我们必须首先定义现实中哪些状态可以称为均衡状态。另一方面，持有限理性假设的经济学家往往提出干预市场的政策建议，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政策可以改善一些人的福利。

其次，笔者相信所有个体对每一现象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集合有非空的交集。假如民众投票的结果是对现行市场定价机制的否决，那么，根据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里阐述的立场，民主投票的结果，不论多么糟糕，毕竟是真实的民主过程从而必须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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